中国近代商会是社会影响力最大的民间团体，是近代经济的产物，也是中国传统会馆、公所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的发展。商会在社会上的主要作用，是对内团结、协调，对外维权、博弈。

汉口的商会沿革

近代，湖广总督张之洞力倡“商战”：“今日中国救贫之计，惟有振兴农工商实业，劝导民间仿用机器制造，以外塞漏卮，内开民智，尚是一线生机。”

1898年，汉口商务局成立，王秉恩为总办，各业商董60人组成。

1902年，张之洞强调设立商会的意义，指示在汉口创设商务公所。

1903年，清廷谕令设立商部。职能为制定经济政策、领导发展国家工商实业，制定商法商律，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，“联络官商之情”等。

1905年，汉口商务局派刘子涛为总理，邓季常为协理，拟改商务局为商务总会。

1907年11月，汉口商务局邀集各帮商董召开会议，正式成立汉口商务总会。各帮商董选出议董29人，再由议董推举汉口商务总会总理、协理各1人(汉口商务局则同时撤销)。商务总会以各行号的店东或经理为会员。其构成人员中，来自大商号的117人，来自金融机构的99人，洋行经理15人，工厂主8人。会址先设在汉口商务学堂，后迁湖北路扬子街口。

1909年和1912年，武昌与汉阳县先后成立了商务总会。

1915年，北洋政府颁行《商会法》，规定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所在地及工商业总汇之大商埠，得设立总商会，其余地方设立商会。

1916年1月，汉口商务总会改组为汉口总商会。同年，武昌及汉阳县的商会也进行了相应改组。

1926年秋，北伐军攻占武汉，12月，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商民部设立商民协会。

1927年，湖北省总工会、汉口市商民协会、汉口市店员总工会组织工商俱乐部，设置仲裁机关，调整、解决工商业户的劳资矛盾与纠纷。

1929年8月，南京国民政府公布《商会法》，规定总商会一律改组为市商会，以各同业公会及尚未组成同业公会的公司厂店为商会会员。

1931年2月，汉口总商会改组为汉口市商会。1938年10月迁渝。

1945年10月18日，汉口市商会筹备会成立；12月18日，改组为汉口市商会整理委员会。

1946年5月20日，汉口市会员代表大会召开。

1952年，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。

汉口总商会大楼

1916年，汉口商务总会“于民国五年一月依法改组，地址设在英租界湖北街。”总商会所在的水塔地块，原为汉口城墙，1907至1909年被拆除改造为马路，当时还不是繁华地带。直至武汉沦陷时期，日本人内田佐和吉出版《武汉巷史》，称这一地区为“在旧城墙上修建起来的大道。很长一段时间，道路两边没有像样的房屋，并且没有联通城内的道路，汉口的中心街道是花楼街，其次是黄陂街。”

汉口水塔旧照片

《汉口中西报》自1916年11月21日以"商会建筑会所之动机"为题开始，直到1920年12月30日"汉口总商会乔迁志盛"记该月28日商会迁入新大楼为止，对汉口总商会大楼建设进行了跟踪报道。

1919年3月26日，该报以"汉口会所之修建忙"为总题所报道的其中之汉口总商会会所修建，标志着商会大楼进入了资金募集和实质的修建阶段。

1919年，各界商贾协商筹备，募集捐款白银91835两，由汉协盛营造厂承建汉口总商会大楼，1921年元旦正式启用。

汉口总商会大楼设计图

2008年，十几块老商会的石碑被从商会后院中翻出来，其中一块残碑是“附刊周五常堂与本会置换地皮立掉换地皮字据”。证明了汉口总商会大楼的兴建，在当时是盛大之举，得到全城商界倾力襄助。

当时参与捐助者有高辅臣、张余仲、李荻等约60名商人，还有钱庄、银行及典当行等。钱庄有广泰庄、源隆庄、协丰庄、源昌庄、蔚丰庄、宝大庄等；银行有汉口浙江兴业银行、中孚银行、上海商业银行、聚兴诚、中华懋业银行等；典当行有福兴典、义昌典、义兴典、德和典等。捐款形式包括银元、官票钱、洋例银，数额不等。

风云际会大楼前

汉口总商会新大楼建成后的第一件大事，是1922年承办第四届全国商会联合会代表大会。据《申报》报道，由于议题分歧，竟出现11月1日各有一半省份代表分别在汉口、北京同时开会的分裂局面。到汉开会的，主要是黄河以南东部沿海及内陆武汉经济圈的省份代表。

1931年，武汉发生特大水灾，湖北水灾急赈会设于汉口总商会大楼内。

Zx907.WUHAnEws.cn

1931年水灾中的汉口总商会

1938年，武汉成为战时首都。1月23日，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总商会成立，到会团体数十个，人员上千人，气氛热烈。

1938年2月18日，武汉空战，一批中国飞行员牺牲。2月20日，武汉各界在汉口总商会举行公祭大会。3月20日，追悼东北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也在汉口总商会举行。

1938年3月27日，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组织下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成立。

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合影

1938年6月5日，在汉口总商会，举行了陈怀民等四名中国飞行员的追悼大会。会上，陈怀民的妹妹陈难宣布，她在看到了日军飞行员遗物中的一封家书后，强忍悲痛给对方的妻子写了一封长信，在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、声张中华民族抗战的正义的同时，对他们夫妇成为侵略战争牺牲品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。这封信在武汉和香港报纸上全文发表后，又由电台用日、英等几种语言广播，在国际上引起轰动，产生了广泛影响。

商会领袖显风流

周星棠，名以灿，祖籍绍兴，生于汉口，1897年在汉经营晋安、阜通两钱庄，以经营所得兴办公兴转运公司、盈丰玉米厂。

1923年起，周星棠连任两届汉口总商会会长。1925年，吴佩孚在汉以“军需汇兑券”的名义勒索汉口商人，周即邀集湖北全省商会联合会和汉口、武昌、汉阳商贾代表360人到督署请愿，结果军需汇兑券终未发行。

1926年，北伐军围攻武昌城，吴佩孚又向总商会勒索军费200万元，周及商界人士反复与之交涉，仅交出30万元。北伐军占领武汉后，要求商会借款160万元，周积极筹措，带头以私人产业抵押向银行借款20万元先行垫付。

1927年初，武汉人民开展收回英租界的斗争，“一三”惨案后，周参加工，农、商、学各界代表联席会议，被推为代表向国民政府请愿，在此间还主持恢复了赛马公会和华商总会。

贺衡夫，原名良铨，祖籍黄冈，生于汉口，幼时在汉口荣昌油行做学徒。

1912年，贺氏兄弟六人合股收购桐油、麻油和木油，后改名衡昌油行，并很快发展为武汉桐油贸易行业首屈一指的油行。

1932年，对“九一八”事变进行调查的“国联调查团”来到武汉。贺衡夫代表全体商界向调查团陈述意见，驳斥日本片面荒缪的宣传，在国际舆论上起了很大作用，端正国际视听。

1949年5月，贺衡夫列名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召集人，以“应变”“救济”名义迎接解放。险遭国民党暗杀，避走香港。武汉解放后，贺衡夫回到武汉，并动员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回国。

贺衡夫别墅“怡庐”旧址，1937年被捐赠给医疗慈善团体

陈经畬，名庆纶，南京人，自幼家贫，1901年随表兄来到汉口，在义盛成广货店工作。1905年任经理，并改店名为“义顺成”。10年间，陈经畬以卓著的信用和严格的质量保障，在汉口商界立稳脚跟。

1915年抵制日货运动，义顺成拨出2.4万两银子，创办“汉昌肥皂厂”，走上兴办民族工业的爱国救亡道路。上世纪20年代，汉昌肥皂年产7万箱。

汉昌肥皂广告

1951年底，汉昌肥皂厂与武汉市建业投资公司联营，组成汉昌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，实现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。

1955年，汉昌肥皂厂率先成为武汉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，后来成为武汉化工厂的一部分。

抗美援朝战争期间，陈经畬发动武汉市工商界捐献44架战斗机。

华煜卿，无锡人，1925年入汉口申新四厂当练习生。1927年，他因思想进步被工厂开除，1934年再次回到申新四厂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华煜卿协助厂长李国伟搬厂西迁。抗战胜利后回汉，想方设法要回厂房和机器，1949年任副经理。

1949年4月，华煜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领导下，利用汉口市工业协会“星期六聚餐会”等形式，团结工商界人士，宣传中共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，开展统战工作。

武汉解放前夕，华煜卿按照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的要求，负责联系汉口四维路江边、青岛路江边、宗关汉水边和花桥4个观察点，防止白崇禧军溃退时破坏市政设施。当溃军撤离汉口后，华煜卿即与赵忍安、贺尔梅等驱车去黄陂滠口，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进城。